者台网 » 娱乐 » 澳门亚洲国际博彩公司地址-知己还是玩物?建安七子与曹氏父子的同床异梦|文史宴

澳门亚洲国际博彩公司地址-知己还是玩物?建安七子与曹氏父子的同床异梦|文史宴

发布时间:2020-01-10 10:15:38 阅读次数:4483

澳门亚洲国际博彩公司地址-知己还是玩物?建安七子与曹氏父子的同床异梦|文史宴

澳门亚洲国际博彩公司地址,文/谢玩玩

这次三国征文活动绝大部分文章都是军政史,本文是少有的探讨文化史的文章。要完好的把握历史,认知图景就不能缺块,本文以建安七子中的徐幹为切入点,探索建安七子与曹氏父子的关系,发现其亲密背后的疏离,从而揭示文化人与政治生物的根本差异。

惯常人说曹魏,都是从曹操开始,但其实曹魏建国,乃是汉献帝延康元年(公元220年)曹操的次子曹丕代汉,定都洛阳,才算正式开始。

所谓魏晋,主要是曹魏到两晋这段时间,我要谈的建安七子,孔融、陈琳、王粲、阮瑀、刘祯、徐幹、应瑒,因孔融与陈琳同曹丕关系不算很大,便从王粲开始;而徐幹与应瑒又因为粗看过去,史料太少,本打算归在一处,哪知读了专家学者们关于徐幹的一些考究,我心里突然对他生了些兴致,因此就有了单独这一篇。

建安七子

曹操的文化人知己

徐幹,字伟长,北海郡剧县(今山东省寿光市)人。史书上关于他的记载并不多,《三国志》中不到百字记录,只说他曾做过军事祭酒与五官将文学,又“轻官忽禄,不耽世荣”,志不在仕途,后在建安二十二年(公元217年)的那场瘟疫中去世,年四十七。

因曹丕在《与朝哥令吴质书》中评他是“独怀文抱质,恬淡寡欲,有箕山之志,可谓彬彬君子矣”。

箕山即是上古时尧访贤人许由的地方。帝尧觉得许由才堪为君,就想让他治理天下,许由却觉得这是种侮辱,不但不接受,还跑到河边去洗耳朵。

曹丕这样评价徐幹,是认为他有隐逸之志,再与《三国志》中所载结合,后世难免觉得徐幹心思不在仕途,出来为官,大抵又是曹操所迫,因此屡次以疾辞事,委婉地表示不合作。

我当初也这样认为,但细读徐幹写的《中论》,却发现事实恐怕并非如此。

《中论》是徐幹写的一部政论性著作,后世散逸很多,但从留存的篇幅来看,主要是对徐幹心中的“圣贤之道”做了比较详细的阐述。

序中,徐幹对自己的身世作了一些简单的介绍,说先祖“以清亮臧否为家,世济其美,不陨其德”,做事公允持正,褒贬有当,进退有度,颇具儒风,因此得到了世人的称赞。

家风如此,徐幹不能不深受影响。他从小就很喜欢读书,“未志乎学,盖已诵文数十万言矣。年十四,始读五经,发愤忘食,下帷专思,以夜继日。父恐其得疾,常禁止之。故能未至弱冠,学五经悉载于口,博览传记,言则成章,操翰成文矣”。

他读书非常努力,废寝忘食到父亲都很担忧,恐怕他累出病来,时常制止他;但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努力,徐幹还不到二十岁的时候,就能出口成章,下笔立成了。

喜好读书的人,或多或少性格会有些内倾,这样的内倾并非说个性不活泼不外向,而是其精神寄托很容易往心内走,不容易为外界局势所动,徐幹就是这样的人。

东汉末年政治十分黑暗,不但皇权肆虐,宦官贪暴,文人名士也纷纷结党,或逐利,或求名,但徐幹反其道而行之,他闭门谢客,专心读书,“以六籍娱心”。

所谓六籍,即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易》《乐》《春秋》,又称六经,是孔子晚年整理的六部书,分别是《诗经》《尚书》《礼记》《周易》《乐经》《春秋》,历来被奉为儒家经典。

冷眼观世,且常年深究儒门经典,徐幹慢慢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经世治国理论。

初平三年(公元192年),董卓之乱被平定,州郡牧守听闻徐幹的名声,前来拜访他,希望他出仕为官。

徐幹推辞不就,理由是“纵横之世,乃先圣之所厄困也,岂况吾徒哉?有讥孟轲不度其量,拟圣行道,传食诸侯;深美颜渊荀卿之行,故绝迹山谷,幽居研几”,认为乱世之中,连孔子这样的先贤也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,更何况自己这样的人呢?因此不如避居山林,专心读书,更加合适。

建安元年(公元196年),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,迁都许昌,后拜司空,独揽大权。在此期间,曹操曾两次征辟徐幹,也都被他推辞了——这也是后世认为徐幹有隐逸之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。

然而建安十年(公元205年),再度被征辟的徐幹,却动身归曹了。

如果徐幹真如曹丕或后世所说,心存隐逸之志,怎么会再度接受曹操的征辟呢?诚然,从曹操一贯的做法来看,或许有所逼迫,但细究起来,于徐幹而言,此时未必没有自愿的意思了。

徐幹看似是曹操的知己

徐幹曾在《中论》中阐述了他对明君的行为规范、人臣的选择,乃至整个政治机构的构想:

“人君之大患也,莫大于详小于小事,而略于大道,察其近物,而暗于远图”,是说君主大多短视逐利,没有从长远的角度为整个国家考虑。

“道有本末,事有轻重,圣人之异乎人者无他焉,盖如此而已矣”,圣人与其他人其实没有区别,只是懂得区分轻重缓急,因而能成就一番事业罢了。

而选举大臣,则“凡明君之用人也,未有不悟乎己心,而徒因众誉也。用人而因众誉焉,斯不欲为治也,将一位名也。然则见之不自知,而以众誉为验也,此所谓效众誉也,非所谓效得贤能也。苟以众誉为贤能,则伯鲧无羽山之难,而唐虞无九载之费矣。圣人知众誉之或是或非,故其用人也,则亦或因或独,不以一验为也,况乎举非四岳也”。

听到大家对这个人的称赞,就认为这个人很贤能,无疑会让人好名求名而罔顾实际才干。实际上,名声响亮的未必有真才实学,默默无闻的,有时反而是饱学之士。

如果求贤那么容易,上古时期的君主就不会费那么多的时间和功夫了。而真正的贤能,也绝非寻常人能比,如果由他们治理国家,那么就会社稷安宁,民生受惠。

徐幹对于择选贤臣的这条见解,无疑是对东汉末年士人交游,求名好名现象的一种驳斥。

针对东汉末年,皇帝昏庸、外戚宦官专政、州牧军权在握等时弊,徐幹也提了许多切实的建议,例如贵重爵禄,赏罚分明、清查户口,各安其所、限养奴婢等等。

说切实,是因为徐幹并不像许多儒生那样,只以孔孟之道构想出一个完美得根本无法实现的乌托邦,而是注重提出有针对性、能够被实践的建议措施。

但凡理想主义者,在现实面前往往磕碰不已,乱世尤甚。徐幹虽然崇尚儒学,但却不是迂腐之人,反而十分崇尚验证变通,以为“事莫贵乎有验,言莫弃乎无证”,凡事都要从多方面验证,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,没有一成不变的人事;而君主对臣子的考量,也需要这样验证,方能找到真正的贤能之士,让国家安稳。

而对于贤能之士的定义,徐幹也与寻常儒生不同。他认为“盛才所以服人也”,对才干的考量应该大于道德。有德无才之人,可能会导致社稷颠覆。譬如周朝成王,“非不仁厚于骨肉也,徒以不聪睿之故,助叛乱之人,几丧周公之功,而坠文武之业”。

周成王是周武王姬发的儿子,姬发灭商后,将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分封在殷商故地,让自己的三个弟弟,管叔、蔡叔、霍叔监管,史称“三监”。

然而姬发早逝,因成王年幼,周公便暂行摄政之事,引起了管叔的不满,便联合武庚及武王其他弟弟叛变作乱。

周朝初定,民心未稳,变乱很快就波及到了徐、奄、薄姑等方国,周公率军讨伐,用了整整三年才平定叛乱。因此徐幹有“几丧周公之功,而坠文武之业”的评说,认为成王有德无才,险些断送江山社稷。

反观那些看似道德有亏的人,譬如管仲,他早年生活困苦,与鲍叔牙一起做生意,两人分钱的时候总是拿多的一份;上战场也曾多次逃跑,后来跟随公子纠,与公子小白,也就是后来的齐桓公相争落败,他也并没有自杀殉主,反而投靠了齐桓公,这样的人,难道不算没有道德吗?然而如果没有这样的人,齐国的霸业也终究难成啊!

就连孔子也称赞管仲说,“管仲相桓公,霸诸侯,一匡天下,民到与今受其赐。微管仲,吾其被髡左衽矣”!管仲辅佐齐桓公一定天下,到现在百姓们都还受到他的恩惠,如果没有他,我恐怕就要做亡国打扮了!

这种提倡唯才是举,不拘一格的理念,与曹操非常相似。

曹操曾在建安年间颁布过三次求贤令,无论是《求贤令》,还是《取士无废短令》《举贤勿拘品行令》 ,都表达了一个观点——有才即可,道德不拘。

曹操虽有文化造诣,却非文化人

对此后世褒贬不一,有人觉得曹操这样罔顾道德而开取士先河,是造成后来魏晋南北朝四百年动乱的祸源;然而就我个人而言,却认为这是乱世可行的取士之道。

东汉末年,察举制相当腐败,有一首著名的童谣讽刺说,“举秀才,不知书。举孝廉,父别居。寒素清白浊如泥,高第良将怯如鸡”,明明被推荐为秀才,却不认识字;因为有孝行而被举为孝廉,实际上却根本不赡养双亲;所谓的寒门,所谓的清白,其实如泥一样污浊;而所谓的良将,上了战场却被吓得发抖。

士人比这些人要强不少,道德操守出众者很多,但因道德入选的名士,也不一定就具有治政之能。

面对这样的情况,如徐幹这样有真才实学的人,必然不愿意出来为官。同流合污还是另说,关键是为官以后,不但无法施展才华,反而日日周旋,囿于官场是非。

徐幹对此心知肚明,他在《中论》中提到,要避免与俗士交谈,因为与这些人交谈时,他们即便不肯接受意见,表面上也不会反对,反而不时称赞附和,与他们交往,岂非浪费自己的时间?

这样的徐幹,怎么会轻易步入仕途?只是徐幹虽然闭门不出,专心著述,但他从来不是一心归隐,不问政事苍生的人。

一个人写作,必然有其想表达的种种,无论是壮怀,还是情思,亦或其他。若是真的心存归隐之志,那么写下的诗文,就该如陶渊明那样清然,所谓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。然而徐幹的论述,与隐逸从来没有半分关系。

他时刻关注政治动向,并静心等待属于他的明君。与当时许多才学之士不同,徐幹心中并不焦躁。他始终认为,若有此人,自当辅佐,若是不得,闭门读书也不失为一种选择——

儒家“危邦不入,乱邦不居。天下有道则见,无道则隐。邦有道,贫且贱焉,耻也,邦无道,富且贵焉,耻也”,穷则独善其身,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,徐幹贯彻始终。

他也很反对急功近利,以为“小人行一日之善而求终身之誉,誉不至,则曰善无益矣…是以身辱名贱,而不免为人役也”,盲目追求名利,最后反而会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。

因此在默默观察了十年以后,徐幹终于觉得,曹操也许会是自己认定的明君,不仅仅是因为曹操用人的理念,与徐幹非常相似,更因为曹操其实是一个雄才大略,颇有智谋的枭雄

——尽管《三国演义》中将他写成大奸臣,但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,以汉献帝的名义定都许昌,有很多俊杰都归附于他。而他执政以来,“摧袁氏于官渡,驱孙权于江外,逐刘备于陇右,破乌丸于白登,其余枭夷荡定者,往往如神,不可胜计”,渐成一统天下之势。

这样的人,给了徐幹天下可能安定的希望,也符合自己心中对“明君”的定义,因此再度被征辟时,徐幹不顾身体多病,动身归曹了。

文化人与奸雄终非一路

徐幹最初担任的职位是军师祭酒一职。

祭酒一职早在先秦两汉时就已存在,最初是以尊号使用。根据学者考证,最早得到祭酒一职的,是荀子。西汉末年,王莽改制,设九“祭酒”,以至于祭酒成了东汉官爵中一个重要的部分,涉及军政多个方面。

曹操沿袭东汉习俗,但又因身在乱世,根据实际情形,被其征辟为“军师祭酒”、“司空军祭酒”、“丞相军祭酒”等职的人不可胜数。建安七子归附曹操,最初得到的职位几乎都是军师祭酒,曹操身边大名鼎鼎的谋士郭嘉,也是被拜为军师祭酒。

纵然后世因郭嘉的缘故,偏向认为军事祭酒应是参谋长一样的职务,但我个人以为,从担任祭酒职务的人的数量来看,军师祭酒可能是作为曹操求才的一块敲门砖,是幕僚中不算太低,讲出去比较有面子,但又不算特别重要的职务。

曹操会观察征辟之人的表现,验证其是否真有才干,且这样的才干是否是自己需要的,等等,之后才会给予不同的职务,或者提拔重用,或者就竟至无闻了。

无论曹操有何用意,徐幹在邺下都曾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,并结识了一生的好友,刘祯。

他们的关系很好,刘祯当时因为平视甄氏,被曹操关在北寺狱的时候,曾写诗给徐幹表达自己的苦闷。徐幹的赠答十分深情:

与子别无几,所经未一旬。

我思一何笃,其愁如三春。

虽路在咫尺,难涉如九关。

陶陶朱夏德,草木昌且繁。

我和你分别还不到十天,可是已经感觉过了很多年了,用咫尺天涯来形容我们,恐怕不算过分吧!夏日草木繁盛,生气勃勃,我的心中却充满了对你的思念,因此倍感忧愁。

朋友相交,在乎意气;用现代的大白话来说,就是性情迥异不足为虑,要紧的是三观一致。刘祯虽然性格亢直,看似与徐幹的沉静退让南辕北辙,但其实两人的三观非常相似。

刘祯曾在《处士国文甫碑》中盛赞国文甫“外清内白,如玉之素”,“潜身穷岩,游心载籍,薄世名也”,君子端方,自有坚持,又安于贫困,潜心读书,不为世间名利所动——这一切,岂非正是徐幹的写照?

徐幹的挚友刘祯

也难怪《晋书·阎缵传》中写到,“昔魏文帝之在东宫,徐幹、刘祯为友,文学相接之道并如气类”,说他二人性情投契,是为至交。

除了结识了至交好友,徐幹的才学也很为曹丕推崇。作为建安七子之一,徐幹的文采自然毋庸置疑,曹丕认为他“时有齐气”,刘勰则以为他“时逢壮采”,但因其诗文散逸太多,只有《齐都赋》中可以略窥一二。

齐国者,元龟之精,降为厥野,实坤德之膏腴,而神州之奥府。其川渎则洪河洋

洋,发源昆仑,九流分逝,北朝沧渊,惊波沛厉,浮沫扬奔。南望无垠,北顾无鄂,蒹葭苍苍,莞菰沃若。鴐鹅鸧鸹,鸿雁鹭鸨,连轩翚霍,覆水掩渚。瑰禽异鸟,群萃乎其闲。戴华蹈缥,披紫垂丹,应节往来,翕习翩翻。灵芝生乎丹石,发翠华之煌煌。

其宝玩则玄蛤抱玑,驳蚌含珰。构夏殿以宏覆,起层榭以高骧。龙楹螭角,山岊云墙。

其后宫内庭,嫔妾之馆,众伟所施,极巧穷变。然后修龙榜,游洪池,折珊瑚,破琉璃,日既仄而西舍,乃反宫而栖迟。欢幸在则,便嬖侍隅。含清歌以咏志,流玄眸而微眄。竦长袖以合节,纷翩翻其轻迅。往如飞鸿,来如降燕。王乃乘华玉之辂,驾玄驳之骏。翠幄浮游,金光皓旰。戎车云布,武骑星散。钲鼓雷动,旌旗虹乱。盈乎灵圃之中。于是羽族咸兴,毛群尽起,上蔽穹庭,下被皋薮。

坦白说我并不喜欢汉魏大赋,或许是因为涉猎不够的缘故,总觉得汉赋辞藻太过堆砌,引经据典虽然不错,也可以看出一个人才学几何,然而词赋太多,却也难让人体会情之所在。

个人偏好,总以为大道至简,最深情的东西,有时往往只言片语,甚或沉默;厚重华丽,稀释了原有的深情,反而显得微不足道了。因此徐幹这一篇赋文,我并不算十分喜欢,但其中的确颇含壮采,宏大气派映然眼前。

而徐幹难得的地方就在于,能在这样宏大的气派中,轻轻巧巧地扫出一片轻盈,五光十色的华丽,看多了难免觉得太过闪耀,但徐幹赋文,时不时就有一股清气,虽有建安文风的影响,但也是文人本身的特质所决定的。

相较起来,徐幹写过的一首《与妻别》,我就十分喜欢。

与君结新婚,宿昔当别离。

凉风动秋草,蟋蟀鸣相随。

冽冽寒蝉吟,蝉吟抱枯枝。

枯枝时飞扬,身体忽迁移。

不悲身迁移,但惜岁月驰。

岁月无穷极,会合安可知。

愿为双黄鹄,比翼戏清池。

古时候交通不便,一次的生离,可能就是永远的死别;与魏晋南北朝时更是如此,战乱纷纷,或许下一刻,就已经阴阳两隔;因此许多赋文中都带了这样对于死生的感慨,与时间流逝的怅然。

然而我喜欢徐幹这一首,乃是想象奇绝,“蝉吟抱枯枝,枯枝时飞扬”,即便枯枝,有时也会因为外在原因离开原处,何况人呢?不能不因为际遇种种而离开家乡,离开亲眷。不过,我伤心的并不是这样的迁徙,而是时光流转,会面难得,谁又知道下一次相见,会是什么时候呢?读来清婉动人,十分漂亮。

但文章漂亮,从现实的角度来看,实在没有什么用处——古往今来都是如此。惯常听一些朋友讲说,某人颇有才气,然而...虽然后缀不同,但大抵是在现实中碰了壁,原因多归结于现代社会的浮躁,或者不愿静下心来阅读深刻文字。

我却以为,这并非时代问题,而是人类有文化以来,普遍存在的问题。文学本不需要有用于现实,而政才却可以在现实中大展拳脚,在乱世中尤甚。

因此徐幹归曹,虽然文采颇受赞扬,譬如曹植次女去世,作《行女哀辞》,命徐幹、刘祯并作。徐幹所写,刘勰在《文心雕龙》中称赞说,“建安哀辞,惟伟长(徐幹)差善,《行女》一篇,时有恻怛”,以为他的赋文读起来,倍觉哀戚;但他在政事上并没有得到重用。

后来的徐幹,仅仅被提拔为五官将文学,入曹丕府。“文学”,类似后世教官一职。

建安八年(公元203年),曹操曾下修学令:“丧乱已来,十有五年,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,吾甚伤之。其令郡国各修文学,县满五百户置校官,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,庶几先王之道不废,而有以益于天下”,要求各郡国将普及文教提上日程。

而曹丕、曹植身边,也云集了当时天下闻名的文学之士(大司马按:此时文学指儒家经学)。不光刘祯、徐幹等人,还有后来知名的曹魏名士,都曾担任过文学或庶子(与后世含义不同,此庶子即与文学含义一样)的职务。

可以相见,这样的仕途发展,与徐幹当初归曹时的设想,存在很大出入。他渐渐开始觉得,这个地方并非自己能够久居之地,也慢慢有了一些牢骚。

譬如《西征赋》中,徐幹写了建安十六年(公元211年),随曹操西征马超时的见闻,

奉明辟之渥德,与游轸而西伐。过京邑以释驾,观帝居之旧制。伊吾侪之挺劣,获截笔而从师;无嘉谋以云补,徙荷禄而蒙私。非小人之所幸,虽身安而心危。庶区宇而今定,入告成乎后皇。登明管而饮至,铭功烈乎帝裳。

赋文中提到,自己跟随曹操征战,虽然接受了俸禄,但并没有什么实际的作为,因此 “虽身安而心危”,心里其实是很不快活的。

他的那一组《室思》,更是将这种苦闷表达得淋漓尽致。

(一)

沉阴结愁忧,愁忧为谁兴。

念与君生别,各在天一方。

良会未有期,中心摧且伤。

不聊忧湌食,慊慊常饥空。

端坐而无为,髣髴君容光。

(二)

峩峩高山首,悠悠万里道。

君去日已远,郁结令人老。

人生一世间,忽若暮春草。

时不可再得,何为自愁恼。

每诵昔鸿恩,贱躯焉足保。

(三)

浮云何洋洋,愿因通我辞。

飘飖不可寄,徙倚徒相思。

人离皆复会,君独无返期。

自君之出矣,明镜暗不治。

思君如流水。何有穷已时。

(四)

惨惨时节尽,兰叶凋复零。

喟然长叹息,君期慰我情。

展转不能寐,长夜何绵绵。

蹑履起出户,仰观三星连。

自恨志不遂,泣涕如涌泉。

(五)

思君见巾栉,以益我劳勤。

安得鸿鸾羽,觏此心中人。

诚心亮不遂,掻首立悁悁。

何言一不见,复会无因缘。

故如比目鱼,今隔如参辰。

(六)

人靡不有初,想君能终之。

别来历年岁,旧恩何可期。

重新而忘故,君子所尤讥。

寄身虽在远,岂忘君须臾。

既厚不为薄,想君时见思。

尤其是第四首,“自恨志不遂,泣涕如涌泉”,因为壮志未酬,因此心中愀然,竟至流泪——男儿有泪不轻弹,只因未到伤心处。

关于建安七子为什么少有人能得到重用,我曾想过原因。

孔融是因为公开的不合作,陈琳大约是因为前事袁绍,写檄文时将曹操骂的狗血淋头,曹操虽然表面不计较,不愿以陈琳一人而让天下士人失望,但要说重用,必然不可能了;阮瑀自己不大愿意参预其中,本人不合作,曹操自然不会太过看重;刘祯性情亢直,不拘小节,虽然有才,但也不能算是大才,曹操府中人才济济,多他一人不多,少他一人不少。真正被曹操委以重任的,唯有王粲。

因此总结来看,才学是一方面——我相信他们都是才华出众之人,且自古文政不分家,曹操在乱世求贤,求的自然不是文学之士,而是能经世治国的政治之才。

建安七子能被征辟,必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颇有文名,而是于政道上也有一番见解;但态度与立场更加重要。

曹丕与七子虽是好友,却非同道

徐幹与曹操的政见,往大处说的确一致,但于细节落实的地方,却有很多不同。

譬如当时因为战乱频频,曹操主张薄葬;徐幹却极力要求恢复三年之丧,并将其作为典范传诵。治国方面,徐幹提倡行仁政,而对于当时的曹操来说,暗黑的手段不可或缺,是不可能听他的。

徐幹所推崇的儒家理论,在乱世中显得太过理想化,“理想丰满,现实骨感”,可操作性不大,所以不免也只能成为文学附庸。

但与阮瑀、刘祯不同的是,徐幹对此早有心理准备。他是彻底贯彻了儒家所谓,“偎傍,穷则独善其身”的人,所以仕途顺畅,他便作为;仕途不畅,那就退而求其次,著述而已。

建安二十一年(公元216年),曹操称魏王,而徐幹则以随征五六年,身体不佳为由,再次归隐。

建安二十二年(公元217年)春,洛中大疫,徐幹染病而亡。

元代郝经曾评价过徐幹的一生,“干乃杰然著论,推本尧舜之初,非有所得,能若是乎?观其切于畏敬,笃于力行,其辞缓,其旨远,无非诚信为己之学,进德修业之方,则真知夫中者也。不事操丕父子,不食篡朝之禄,与幼安比高,而儒雅过之。传曰:至死不变,强哉矫!伟长有焉”,是说他坚持其志,不慕名利,身体力行地贯彻了自己的思想。

君子笃行于道,而先生之风,山高水长。

欢迎关注文史宴

专业之中最通俗,通俗之中最专业

熟悉历史陌生化,陌生历史普及化

上一篇: 全国人口数据泄露 瑞典只罚当事人半月工资
下一篇: 二丫:我成了英雄,但我不会嫁人,我的使命还未结束